今年70岁的晋怀花，一直在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行医开药。50多年来，晋怀花背着药箱走过10万余公里山路，磨破100多双鞋，用坏6个药箱，接生700多个孩子。
1974年，17岁的晋怀花初中毕业，在村里小学代课。一年后，因村里缺医少药，她被推荐到十渡卫生院学习。晋怀花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，“我10岁的时候，看见一个老大爷在地头捂着肚子疼得打滚，其他村民只能让他回家煮个土豆和鸡蛋配上锅底灰，想不出别的办法。咱这地方太穷了，医疗资源太匮乏，我一定要学医，帮帮乡亲们。”
晋怀花在乡村医生办公室。首都文明办供图
晋怀花很快成为一名乡村医生。1975年9月，她第一次出诊接生，走了3个小时的泥泞山路，到达产妇家时已是深夜。那一夜，她双腿发软，但心中一直给自己打气：“再苦再难，也不能让产妇和孩子出事。”
此后，她接生了700多个孩子，无一差错。有村民感慨：“晋大夫，我们一家两代都是您接生的！”
她的出诊记录里，不乏与死神竞速的惊心动魄。有一年夏天，拒马河突遇河水暴涨，深山中的大沙地村一位产妇即将临盆。电话打到她家时，村干部声音都在发颤：“桥被冲了，车过不去，你得想想办法。”
晋怀花背上药箱、带上产包，顶着雨一路奔向山里。到达河边时，眼前的拒马河已变得汹涌湍急，河水漫过她的胸口。没有桥，有村民临时找来一只篓子。她把产包和药箱紧紧捆在篓子里，生怕水一冲，就把最重要的工具带走。她自己则咬紧牙拽住篓绳，一步一步在水里摸索前行。冰冷的水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但脑子里一直想着两个字：赶快。“我只想着那个孩子不能出事，那个产妇不能等。”
上岸时，她全身湿透了，但顾不上换衣服，背起药箱就跑向产妇家。屋里传来阵阵呻吟，产妇羊水已破。她一边给手消毒，一边铺好接生垫，打开产包，检查胎位、清理呼吸道、剪脐带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，她才长出一口气。
她看着襁褓里婴儿红扑扑的小脸，笑着说：“幸好，咱们都没迟到。”
晋怀花提着药箱去村民家出诊。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
这样的“生死时速”，她经历了不止一次。有老人除夕夜里心梗，她冒着零下15℃的严寒赶往老人家急救；有孩子高烧惊厥，她半夜从家跑去给孩子打退烧针。她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夜路，只记得每次病人好转、家属松口气的声音，那一身的疲惫就都被冲散了。
村民常说：“晋怀花在，我们就有安全感。”
其实，早在四十多年前，晋怀花就有许多离开大山的机会。1980年，23岁的她顺利通过县卫生局的考核，拿到了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。镇里向她抛来橄榄枝：“来镇里吧，环境好、设备全，工资还高。”与此同时，还有其他单位也找上门来请她去。
这些看得见前途的“好单位”，对一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。可看到昏暗的卫生室门口等着量血压、拿药的村民，她问自己：“要是这诊所空了，老百姓上哪儿看病？”
晋怀花把那张证书小心地压在药箱底下，继续走家串户，出诊、接生、打针、送药。她说：“我不是不羡慕，但我更放不下村里的乡亲们。”
晋怀花为村民测量血压。首都文明办供图
为了看好病，她不断学习。从最初靠“老三样”——听诊器、血压计、体温表，到能看妇科、儿科、慢性病，她先后取得了乡村医生、妇幼健康、助产等多个资格证书，还利用晚上时间完成了中专学业。“我学历不高，只能靠下死功夫。”她说。
如今，晋怀花放不下的是村里的老人。村里有224名残疾人、310名慢性病人，绝大部分是老年人，她一个个记在心里，定期带着血压计、听诊器上门问诊。村卫生室的账本上，密密麻麻写着三百多笔减免记录：孤寡老人的降压药免了，残疾村民的诊疗费打折，孩子的退烧药“按片算钱”。
“你不怕赔钱吗？”有人问。她摆摆手说：“能让他们少跑一趟、少遭点罪，就值。”
2023年“23·7”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，卫生室被水淹了两米多深，院墙倒了三面，药品、器械、病床、桌椅，一夜之间全被冲走。她一边抢救剩下的药品，一边安抚来就诊的村民，把家中储备的药拿出来给村民看病，不收一分钱。
有人劝她：“你什么都没了，还坚持什么？”她眼眶一红，却语气坚定：“只要人在，阵地就在！”
后来，卫生室又一砖一瓦地建了起来。她又照常坐诊、出诊，把诊疗器具重新摆上诊桌。
现在的她，已从村民口中的“小花大夫”变成了“晋奶奶”，染发剂遮不住头顶上新冒出的白发，出诊的脚步也慢了不少。但只要有人呼叫“晋大夫”，她依然提着药箱就走。
她说，“我不后悔。生在大山，就要守着大山。”岁月在她身上刻下了痕迹，却磨不去她行医的初心。有人问她什么时候退休，她笑着摇头：“哪天走不动了，再说吧。”（供稿 首都文明办 北京日报客户端）